当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需要对法律进行新的解释时，需向有权解释法律的机关提出法律解释的请求。

[56]尽管布勒也曾模糊地指出，当客观法规范事实上有助于保障个人利益时，即可确认它本身也蕴含着这样的规范目的，[57]但阿斯曼却认为，这些规范不仅应在事实上，同样应在法律上包含保护个人利益的目的，如果只创设了纯粹事实上的利害相关人，并不能就此认为存在主观权利。其二，判断基准的提取。

受行政行为实际影响的并能够获得司法保障的权利包括：《行政诉讼法》中的人身权与财产权。从本质而言，主观公权利所处理的就是个人在法律中的基本地位，以及对于这些法律地位的实证法把握，[88]申言之，主观公权利反映的就是个人之于国家的关系。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很多私法文献将主观权利等同于个人利益，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保障个体利益就是主观权利的重要目的。[15]尽管后世为摆脱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威权因子，将臣民替换为更符合伦理的公民或是市民，[16]但这仅属于回应现实的标签更换，其核心内容并未被实质性修改。

借由保护规范理论，行政实体法与诉讼法之间的衔接对应开始展露端倪。唯有客观法规范具有明确的个人利益保护指向时，个人才能向国家主张其主观权利。第26条第1款规定，核设施营运单位取得核设施建造许可证后，应当确保核设施整体性能满足核安全标准的要求。

[45]在我国，《核安全法》第27条第3款规定：核设施运行许可证的有效期为设计寿期。概言之，这是法律自身的权限安排所致，许可机关只能根据许可时的法律规定来审查。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则，能适用于最尖端安全性行政判断的司法审查要求，自然能适用于审查一般的安全性行政判断，法院在审查一般的安全性行政判断时只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不能降低要求。反过来，被告一方就有必要证明被告行政厅的判断没有不合理之处。

[11]伊方核电2号机于1977年3月获得许可，于1982年3月开始运转。内阁总理大臣1972年11月28日作出许可，1977年9月该核反应堆开始运转。

关于核反应堆设施的安全性判断要基于极高的科学性专门技术知识作出综合判断，这当中可能存在极高的专门技术性裁量。二、伊方核电行政诉讼中的安全性行政判断 核能发电技术是一种最尖端科技，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包含着巨大风险，经常引发争议。其要件大致包括：第一，要求对方解明事案的当事人必须指明线索，表明自己的权利主张有合理的基础。[15]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法院对核电技术、行政机关一方的尊重。

在伊方最高裁判决中，日本最高法院虽然实质上肯定下级审裁判例中所采用的专门技术性裁量，但并没有就核反应堆安全性的行政专门技术性判断使用裁量一词。在伊方核反应堆设置许可的撤销诉讼中，虽然伊方最高裁判决用判决时的科学技术水准来审查安全性行政判断的合法性，确认了风险行政机关及时更新相关措施的义务，有助于缓解因诉讼长期化给风险设施带来的风险，但在诉讼类型的功能分工、诉讼对象的选择、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联等方面仍有探讨的余地。进入专题： 安全性行政判断 。在我国行政的实践中，被认为是专门知识或专业技术的有诸多情形。

但核电诉讼旷日持久，到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已经是1993年了。[17]由此，中度的司法审查成为多数的选择。

（二）安全性行政判断的特性 日本行政法学者高木光认为，行政的专门技术性有两个不同侧面，一个是各个领域的专门知识、技术知识，一个是作为政策性行政判断（不限于适用个别法令的判断）基础的专门知识。这是发现真实的需要，也是让当事人之间武器平等、在实质上保障程序权的需要。

这一逻辑之所以成立，其前提是社会对行政机关的安全性判断存在信赖。[32]亘理格「原子炉安全審査の裁量統制論——福島第１原発事故から顧みて」論究ジュリスト3号29頁（2012年）。而且，伊方最高裁判决也只是说被告有主张、举证的必要。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2期。[42]同注7引书，第185页。我国《核安全法》第24条规定，核设施设计应当符合核安全标准……提供多样保护和多重屏障。

第四，不负证明责任的相对方容易解明事案，且有解明事案的期待可能性。许可机关不能超越权限进行审查，法院自然也就不能迫使许可机关超越其权限。

[4]但是，专门技术性裁量的理论根据未必明确。[44]的确，在撤销判决中采用判决时的科学技术水准来作为判断标准，是难以解释的。

法院对于这种高度技术性的问题在审查能力上有局限性，而且该问题在法律上也含有政策因素，不适合法院进行实体审理。[41]在多年之后，若依据新的科学技术水准认定原先许可设置的核反应堆设施现在不具有安全性，即可作出撤销判决，这有助于缓解、甚至消除核反应堆设施存在的隐患，也有助于督促行政机关不断地更新知识、并将其反馈到改善核反应堆设施的安全运营中。

在伊方最高裁判决中，日本最高法院指出： 核反应堆设施的安全性审查是在与设置核反应堆预定地的地形、地质、气象等自然条件、人口分布等社会条件以及该核反应堆设置者技术能力的关联上，多角度综合探讨该核反应堆设施的工学安全性、平常运转时对从业人员、周边居民和周边环境的放射线影响、发生事故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等，而且，上述审查的对象中包含着预测将来的事项。前者与法无关，本来是在私的领域积蓄起来，而未必是行政的独有之物。而司法能发挥的作用更多地是矫正监督。[9]可见的民事诉讼有薛某某诉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榕民终字第2880号民事判决书，2015年9月25日。

因为核电诉讼的结果会大幅度左右能源政策，行政当局对国民负有责任，而法院并不代为负责。因为保护国民的生命健康是法院所担负的重大使命，虽说争议的问题是高度科学技术性的论争，但只要对国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有影响，就不允许法院从一开始即回避、限制实体审理。

[37]同注13引文，第1175页。（一）司法审查强度 核电行政诉讼是针对核电技术是否安全作出司法审查，属于一种科学裁判。

在日本伊方核电行政诉讼中，法院虽未就核电站安全与否代为实体判断，但对行政机关作出安全性判断的过程进行了合理性审查，看其是否设定了合理的审查基准、是否合理地适用了该审查基准。不过，这也是核电诉讼的常态。

这也表明，在科学技术规制中能容许裁量的存在。可顺便提及的是，第5版中该文使用的术语是专门技术性判断（専門技術的判断），小早川光郎ほか編『行政判例百選Ⅰ 第5版』（有斐閣、2006年）150頁参照。他主张多重上浮型规制，在后续阶段实施比设置许可阶段更严的规制。行政机关对风险调查和风险评估承担责任。

然而，诸如风险设施的安全性判断，其损害的发生只具有盖然性，其科学判断需在人的生命健康利益与科学技术进步等种种利害关系的调整中进行。[28]同注13引文，第1174页。

2000年12月15日，松山地方法院判决驳回居民的请求。[36]日本最高裁判所1967年4月7日判決，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21巻3号5729頁。

法院的立场原本就不是能作为科学性专门技术性问题的终局判定者，也不应是行政上述责任的代行者。在福岛核电事故之后，自2011年12月8日开始，在松山、广岛地方法院发起了新的系列民事诉讼，请求禁止伊方核电1-3号机运转。